媒体婊子和韩国棒子谁更无耻?

昨天,一些报纸斗大的字刊出一则消息:韩国学者考证出孙中山有韩国血统,《新快报》更是罗列出韩国一大堆相似成果,好像韩国人大有成为我们祖宗的意思。但今天却有细心之人分析得出,这不过是某些无良媒体的造谣生事。我等昨天还在大骂韩国棒子无耻的小民今天就被吧唧一大耳刮子抽来,生生的疼啊,不过这抽我们嘴巴子的却不是棒子,而是“自己人”。
  
到底为什么用“韩国棒子”作为对韩国人的蔑称我倒是不知就里,但实话说对那群跟打了鸡血一样胡折腾的韩国人并没有太多好感,不过和这些造谣生事的媒体相比,是棒子可恶还是婊子可恨就有待商榷了。
 
新闻媒体最常用的广告语就是“用事实说话”,如此简单的五个字却大有深意。这句话的关键在于“说话”,也就是说媒体正掌握着最大的话语权,黑白是与非,全靠两片嘴,人这两片嘴上下一蹦达,黑白就会分明出来,而媒体这两片嘴又是蹦达得最厉害,嗓子也是最粗旷的,那声音大得足以震死一头牛,所以我们往往就跟着媒体的号子走,他说前面山有虎我们就智取威虎山,他说宝塔镇河妖我们就遥拜雷峰塔,至于威虎山到底有没有华南虎,雷峰塔下到底有没有白娘子,我们哪知道?作为信息链条的最末端环节,我们别无选择的以“受众”的身份出现。这就不得不涉及那五个字中的另外一个关键词:“事实”了。
  
既然媒体掌握了无法颠覆的话语权,对受众而言,媒体自然就有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以事实为准的根基。媒体常常自诩寻觅真相,但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寻觅的真相,任何人在打量一个“真相”时,都必定在依据自身的“经验”,而这个经验中早已经包含了个人的喜好和偏见,于是在媒体的传播中,真相往往会衍生出众多版本,故此,唯有“回到事实本身”才是最合理的传播手段,这与现象学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祛除偏见和异象,从最基本的确定事实出发,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信息”。不幸的是,诸如“孙中山的韩国血统”一类假新闻层出不穷,媒体的圣者形象渐渐被颠覆为婊子,谁之过?
  
如果让谁仿照雅思贝尔斯写一本《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娱乐至死肯定是我们的时代精神之一,媒体操纵出来的“偶像李宇春”让无数人娱乐得死去活来,媒体记者导演的李亚鹏全武行让我们娱乐得半死不活,似乎娱乐精神慢慢成为媒体的行业规范之一,娱乐化也逐渐成为整个新闻行业的大势所趋,“用事实说话”此时显得如此落寞寂寥,在眼球经济和娱乐至死精神的双重刺激下,婊子们的上衣逐渐滑落,露出硕大丰满的胸脯,看报纸的人惊赞道,小娘子好一对大咪咪,记者们双颊绯红,娇嗔道,官人们端的好眼光。对咪咪的艳羡便是他们最大的宽慰和犒劳,还要什么羞耻呢?

罗尔斯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公共理性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公共理性的传达,除了教育之外媒体是一大不可忽略的途径,不可想象的是,如果媒体的执笔者记者们都成了“炮制孙中山韩国血统”的婊子那样,除了教会我们意淫和无理性冲动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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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回复babeay[2008-08-02 11:37 PM | del]
把韩国婊子都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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